回應王光亞李飛張曉明

 

中共三位主理香港政改事務的官員,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兼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及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在立法會議員訪滬團座談時,都談到香港政改的問題。


王光亞主任提出「四個一」。他的第一個「一」是「一個目標」,即如期實現全體合資格選民一人一票選舉特首的目標。第二個「一」是「一個基礎」,即特首普選制度要以《基本法》為基礎。相信絕大部份渴求普選的港人並不反對要實現一人一票選特首的目標,也認同要以《基本法》為基礎,但問題是《基本法》所奠下的普選特首基礎,是讓港人在行使一人一票選特首時,是有真正的選擇,而不只可從相同政治立場的幾個人中揀一個。


王主任的第三個「一」是「一個共識」,就是特首普選制度要有利於選舉產生一位愛國愛港的行政長官。第四個「一」是「一份責任」,就是中央政府、特區政府、全體立法會議員和香港市民的共同責任,按照《基本法》的規定,順利走完「五部曲」,實現2017年特首普選。是否有那樣的「一個共識」,就視乎如何定義「愛國愛港」。是否批評過中共就不是愛國愛港呢?不少港人心繫家國,往往是愛之深、責之切,與那些典型愛國愛港陣營的人,有不同的愛國愛港的表現形式,那他們是否愛國愛港呢?要形成共識,王主任要更具體地解說何謂愛國愛港。


至於那份共同責任,就要視乎那要實行的是否能讓港人在選舉中有真正選擇的普選了。若不是的話,強行走完這「五部曲」,那反是違背要在香港實現真正普選的共同責任了。
李飛主任則提出採用提名委員會提名特首候選人的辦法,可以比較好的降低政治對抗、憲制危機及民粹主義三方面的風險。他指的政治對抗是香港與中央之間的對抗和香港社會內部的對抗。他認為因提委會是超黨派,故是有利於提出各方面都能接受的特首候選人,降低政治對抗的風險。還有,因選出的特首是要報中央政府予以實質任命,故由提委會提名候選人,所有候選人都會是中央政府所能接受的,那麼無論是那人當選,都很大可能獲得中央政府任命,就避免了中央政府不任命特首選舉當選人的憲政危機了。


李主任可能是出於善意,但是現在建議用選舉委員會的組成方法來組成提委會,因這樣的組成方法偏向了某些階層,把普羅市民的意願排除於外,反是增加了香港內部的政治對抗。更因中央政府對公民提名這種可以讓公民在提名過程中有直接參與的安排的強硬言論,現在已刺激起更大的香港與中央之間的對抗。


若特首之後向立法會提出的政改建議,未能滿足港人對真普選的期望,我相信遠在中央不任命特首當選人的憲制危機出現前,這政改建議被立法會否決的憲制危機及之後的政治、社會、管治危機,會更早出現。


李主任認為一旦提名安排變得更開放,就會出現候選人為了贏得選票,很可能提出加大社會福利開支,有走向第三項風險即民粹主義的風險。那樣就不能保障工商金融界的政治利益,損害香港的經濟地位了。李主任的憂慮是出於三方面的誤解。一、真正的普選制度,讓選民在選舉中有真正的選擇,不必然會帶來福利主義,這從世界各國的民主選舉的經驗可看到,尤其是經濟發展較成熟的地區。反是一些非民主地區,政府為了維持權力,會大派福利去爭取民心。二、香港的長遠經濟發展取決於建立起公平的制度,而能引入真正的普選,會改變現在政制傾斜於某些階層的狀況,更有利於香港的長遠經濟發展。三、從過去多次的選舉,香港選民並不會盲目支持一些只懂派福利而沒有具體管治理念的政客。因此,中央政府只要能信任港人,就可看到民粹主義在香港出現的風險並不會很大。


張曉明主任提出了四點對政改溝通的看法,強調溝通應以誠相待、理性務實、求同存異及放眼長遠。他說以誠相待就不應蓄意作出一些政治挑釁。在權力不對等的情況下,中央權大,港人權小,要做到以誠相待,中央政府應以更開放的態度聽取及看待港人對普選的訴求,而不是先定下各種框框,又不時來個「一錘定音」,把不同意見排除。


張主任說溝通應該理性務實。他說的理性,就是講道理、講法理、心平氣和,以理服人;務實,就是從實際出發,努力尋求解決問題的現實可行的辦法。我相信沒有人會反對理性討論,但在談普選特首的法理時,中央政府只提出一些欠缺法律說服力的所謂法理依據,就排斥所有其他的法律觀點,未能務實面對「一國兩制」下的《基本法》,是既要實行中國的法律理念,也必須能同時符合普通法的法律價值的法律現實。以大壓小的做法就不見得是心平氣和地去以理服人。


溝通的第三方面是應該求同存異。張主任認為普選問題事關重大,牽涉各方權力分配和利益關係,有意見分歧實屬正常。他希望大家能求同存異、縮窄分歧。這一點原則上是沒有人反對的,但任何求同存異的安排,要有意義的話,就必須確保各方的基本權利受到保障,就是港人基本的政治權利受到保障。當然我們也不反對要同時保障中央政府任命特首當選人的權力。


張主任的第四點是溝通應該放眼長遠,他希望溝通不應着眼於爭取政改方案在立法會獲得通過,且應以此為契機,增進政治互信,改善長遠關係。這才能減少香港社會內耗、實現特區良好管治的需要,也是促使「一國兩制」實踐獲得更大成功的需要。原則上這一點是無可指摘,但問題正是要放眼長遠、減少香港內耗、實現良好管治及實踐「一國兩制」,我們更加要在今次政改中,確保普選的制度是能夠讓選民在選舉中有真正的選擇,那才能達到這溝通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