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公務員的公開信

 

敬愛的香港公務員:我雖未曾在政府內工作,但過去十多年,我曾為不少的政府部門提供法律培訓,包括了《基本法》、人權法、司法覆核、行政法、法律與管治等,相信曾上過我課的公務員累計有數千人。在這些培訓中,我有不少機會與公務員交流對管治的看法,讓我能從中獲益不少,因公務員有着前線的經驗,讓我更了解到政府執行法律的實況。

 

有一點我是特別深刻的,就是當我問參加培訓的公務員在工作碰到最大的困難是甚麼,及九七前後分別最大在哪裏時,你們的答案差不多都是市民對政府的期望高了。不少公務員對市民不斷提升的期望感到沮喪,因為好像永遠難把工作做到市民滿意。

 

這一點是不難理解的。1997年前,大部份港人都仍是抱着「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的心態,故只要政府能提供一個讓大家用最短時間賺最多錢的環境,那他們就已經挺滿意及滿足了。尤其是在八九六四之後,不少人的焦點是為自己及家庭找一個外國護照作保險,對政府的期望及要求因而都不會太高。

 

但在回歸後,香港這地方終於是屬於我們香港人了,大家的歸屬感在不知不覺間提升很多,對政府的期望及要求也變得高了。舉一個比喻,若媽媽只期望兒子考試合格,但他有70分,媽媽會喜出望外。但若媽媽期望兒子起碼要拿到90分,但兒子只交出一個80分的成績,媽媽必會很失望。客觀去看,九七後公務員實際上是比以前做得好,但因市民期望高了,感覺卻是公務員的表現未能達到期望及要求。

 

這是公務員感到難適應的原因之一。但我相信這是公務員所必須面對的現實。隨着香港社會變得更開放與多元,市民的期望只會更高。我對公務員的忠告是你們必須要為此作好準備。

 

令政府及公務員沒辦法達到市民的期望,甚至在管治上舉步維艱的一個主因,是因政府欠缺認受性。

 

1997年前,公務員治港是香港政府認受性的重要源頭。但在1997年後,隨着政治文化的改變及引入了高官問責制,公務員管治再難發揮相同的作用。欠缺認受性令政府難以推行政策有效地解決香港社會長久存在的深層次矛盾,不能解決眾多管治問題令政府認受性陷入更大的危機,跌進管治危機的惡性循環中。而政府長久欠缺認受性,受影響最大的就是面對市民的前線公務員。

 

以香港現在的政治狀況看,能提升政府認受性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引入真正的普選,尤其是特首的產生辦法。不是中國特色的那種,即選民只能在最高權威選定的人選中選一個,而是能讓選民有真正選擇的選舉。中國特色的普選方案根本不能解決政府所面對的管治危機,因這種方案不可能在立法會通過得到,而結果是在2017年要沿用小圈子選舉。結果是政府會陷進更大的危機,香港甚至會進入「不可管治」的地步。那時公務員將面對更艱難的局面,必成各方指摘的對象。當然我不是說在有了真普選後香港的管治問題就能即時自動解決,但至少為解決香港長久的管治問題提供一個出路及起點。也是以香港現在的政治狀況看,按我研究「一國兩制」、香港民主發展及憲制發展近30年的判斷,中央是不會輕易放棄絕對掌控香港的權力的。因此在沒有足夠壓力的情況下,中央必會只給港人中國式的普選。要能達成真普選,只能採用破格的方法,就是公民抗命,萬人「佔中」。即使「佔中」也未必能改變中央的想法,但那是現在唯一有機會突破香港政治及管治困境的置之死地而後生之法。

 

「佔中」或許會為公務員添加工作量及承受很大的政治壓力,但我希望公務員能明白「和平佔中」所希望達到的,其實是長遠合符公務員的利益的,就是以此行動達成真普選,讓政府得回認受權威並推動有效政策改善管治,令公務員在工作上碰到少一些挫敗,甚至因能成功解決一些困擾香港多年的管治問題而有更強的滿足感。這也是合乎香港的長遠利益。

 

在此我希望香港的公務員在將來面對可能會出現的「佔中」時,能多一點體諒「佔中者」那份「逼上梁山」的悲憤,也是出於真心愛港的情懷。祝願大家工作順利!

 

 

2014年07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