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北京說

我對北京說

蘋果日報|2014年10月28日

 

對於香港的普選問題,即使民間全民投票有七十萬人支持公民提名的結果,甚至出現了一個月的佔領抗爭行動,北京政府仍是不為所動。一個最大的考慮點可能是怕一旦因香港的民主抗爭而讓香港有民主普選,那就會刺激中國其他地區的人民也提出同樣的民主訴求,這就會動搖中共現行的專制政權。

 

但這可能嗎?北京需要有這種憂慮嗎?究竟香港的民主發展會否引發中國其他地區相近似的民主抗爭運動,就要先了解香港這場民主運動的背景。當我們明白香港為何會出現現在這樣形態及規模的民主抗爭運動,北京政府就會知道她的慮憂是不成立的。

 

現在的佔領運動之所以出現,不會是無緣無故爆發出來的。追根溯源,香港的民主運動起碼有三十年的歷史,由上世紀的八十年代開始,港人已提出民主普選的訴求。起先的時候只集中於少數社會意識較強的知識分子,捲入的人並不太多。八八年立法局引入直選及制訂《基本法》與回歸後政制爭論,把香港民主發展帶向另一階段,民主派人士成立政黨政團推動民主發展。在過渡期,中、英政府就政制過渡有激烈的爭拗。在主權回歸後,民主普選仍是政治爭論的焦點。即使這些年來,有起碼百分之六十的港人都穩定地是支持民主普選的,但積極參與爭取民主普選行動的人,雖年來是有所增加,但仍不算是太多。他們會參加大遊行宣示立場,但大部份人都止於此,力度未足夠爭取得到真正的普選制度。

 

這也是和平佔中在二十個月前開始時的香港背景。和平佔中提出以公民抗命的方法,萬人佔路去爭真普選。初提出時,一方面因可能涉及違法行為而受到親北京的團體及媒體猛烈攻擊,但另一方面因受香港法律法治保護,我們的人身自由及言論自由不受影響,讓我們可以在過去二十個月未停過在香港各區各界自由地倡議民主普選及和平佔中的公民抗命的行動。經過二十個月的傳播工作,想不到愛與和平的抗爭精神會傳得那麼廣及那麼深,更想不到是催淚彈把這些種下的種子催生發芽及急速成長。發展至今就是現在大家見到的雨傘運動。能否改變現行不民主的政治制度仍是未知之數。

 

從香港民主運動發展的歷史看,要出現香港現在規模的民主運動,有幾個條件:一、有一定數量具影響力的知識分子對民主普選有充份認識及願意為建立民主普選制度付出甚至犧牲。二、社會有關鍵數量的公民,即使仍是社會的少數,能超越眼前經濟利益的視野,看重平等、公平、公義等普世價值。三、法律能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能有效保護倡議民主普選的言論及行為。
上述第三點至為重要,因沒有法律的保護,知識分子即使認同民主普選,也未必積極推動民主,因代價會太大,未必是人人預備付出那個程度的代價。公民意識的培養也是要在法律保障基本權利和自由的環境下才容易有效果。且要建立起與民主普選相配應的政治文化,即使在適合的環境,也是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因文化轉變多是一個世代交替的問題。而中國現在最欠缺的正是這樣的一個法律法治環境,令在中國其他的地區,民主普選的訴求及推動力都是薄弱的。

 

 

鑑於此,按我的推算,中國大部份的地區,在起碼十至十五年內,是不可能出現香港式的民主抗爭運動。隨着全球化的影響,在十至十五年後,中國的情況就沒有人可以預見得到了。也是基於這種由現代化及全球化所帶來的不可預知性,令北京政府不可以不為有可能出現的民主運動作好準備。但方法並不是壓制而是應疏導及融合。讓香港先去實行真正的民主普選制度,以此為實驗場收集第一手資料,實更有利於中共應對那未來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