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傘之爭,世代之爭?

雨傘之爭,世代之爭?

信報 | 2014年11月28日

 

最近有不同學者均引用美國政治學者Ronald Inglehart 的現代化理論來解釋香港當前由「雨傘運動」所引發的社會紛爭。按Inglehart 的觀察及分析,大部分的後工業社會都出現世代之間的價值觀轉移,上一代成長於社會資源貧乏的時代,掙扎求存是他們在成長階段時,生活上面對的最大難題,故此這一代人重視的價值是追求物質上的富足及生活上的安穩。即使他們之後的生活態況大大改善了,毋須再為求溫飽而每天愁煩,但這種偏重物質的價值(materialistic values)仍會繼續影響他們。因價值觀一旦形成了是很難轉變的。

 

新生的一代卻是成長於物質遠為富足的時代,個人生存已是理所當然,不再受外在環境的威脅。這導致他們所重視的,就轉變為求存以外及超越物質需要,更重個人表達的後物質價值(postmaterialistic values ),他們更看重可持續的發展、公民參與經濟及政治決策的權利等。

 

上一代固守成型價值觀

 

Inglehart的理論並沒有直接論及世代之爭,而只是指出由現代化所帶來的價值觀轉移,到了新生一代在社會中的影響替代了上一代的時候,新生一代的價值觀也會替代了上一代的價值觀,這會造成一種推動力去改變社會制度,以能更配應後物質時代的價值觀。因而Inglehart推論後工業社會的管治制度,有很大可能會走向民主的制度,因民主制度更能配應後物質價值。

 

按着Inglehart 理論的思路去推論,在制度轉變的過程中,即使當權者和既得利益者也願意改革,制度轉變無可避免會造成一定程度的社會動盪,而由於上一代仍然固守着他們已成型的價值觀,害怕制度改革所帶來的不可預知性會威脅到他們那辛苦掙來的安穩生活,故反對改變的居多。

 

但新生一代正因為現有制度不能充分反映他們所看重的後物質價值,並因他們並未經歷過太多的社會動盪,社會絕對的安穩並不是他們重要的考慮;他們強烈渴求社會轉變,甚至致力以各種行動去推動社會改革,這就造成了新生一代與上一代之間的價值觀之爭,也造成了世代之爭。

 

新生代追求後物質價值

 

香港當然早已邁進了後工業社會的時代,香港也逃不過Inglehart 所預測的價值觀轉移。「雨傘運動」正見證了香港新生一代的誕生,他們追求公義、民主、平等、和平抗爭等價值,以佔領行動去爭取制度改變去實踐這些後物質價值。但因佔領行動的而且確是影響了社會運作,對上一代的人來說,這是破壞他們所尊崇較重社會穩定的物質價值。因着是否要繼續佔領和更根本是否要引入真普選的制度,在香港表面看來我們是見到,由價值觀衝突而造成的世代之爭。

 

世代差異,尤其反映在價值觀上,在香港是真的存在。但那卻未必一定要變成世代之爭,至少這不一定是引用Inglehart理論所必然得出的結論。若我們能用更包容的角度去看由現代化所帶來的社會價值觀轉變,世代之間並不一定要「爭」的。

 

首先,上一代的港人必須明白,由現代化所帶來的價值觀轉移,已是不爭的事實,是沒辦法推回頭的,無論你們如何苦口婆心地勸香港新生的一代要面對現實,那也不能改變他們的。

 

新生一代與上一代的差異不是在於大家的年紀,新生一代不會到了年長一點是就會變得如上一代一樣那麼世故務實,因大家的差異在於價值觀而非人生不同階段的人生經歷。上一代更錯的是,以他們那一套價值觀硬套在新生一代之上,來解釋新生一代的不滿只是源於他們的物質需要得不到滿足,而只要讓他們有更多置業或上流的機會,新生一代就不會那麼躁動了。這肯定是「斷錯症」,自然就是「落錯藥」。

 

上一代若能明白總有一天,他們的日子會過去,而未來必屬新生的一代,故此制度轉變是必然會發生的,差別只是遲早而已。更早地去迎接制度改革,那至少令他們這一代人在制度改變過程中仍可以有多一點話語權,而自己所重視的利益會受到多一點保障的機會也可增加一些。

 

至於新生的一代,他們雖然追求後物質的價值,卻不是說他們不重視物質的價值,只是先後次序有別而已。每一個人追求生活的改善是理所當然的,問題是要付出什麼代價。上一代人未必反對制度改變,而只是怕因制度改變而帶來社會動盪;新生一代覺得這種社會動盪是不可避免的社會代價,但長遠來說卻能為整個社會帶來更大的得益,包括後物質及物質方面的得益。

 

Inglehart的理論其實也證明在後工業社會,若後物質價值能反映在制度內,個人主觀的幸福感、整體社會的生活狀況及水平、人與人之間的互信、社會內平等和諧,都會有所提升的。這也應是上一代人所希望達到的社會理想。若新生一代能更用心向上一代解說改變其實與他們所珍視的不必然出現衝突,透過真誠的對話溝通,世代之間的價值差異不一定會變成世代之爭。反是兩代人可同心協力在這轉變過程中,讓大家既可達成得到自己的期望,也同時能一起建構起共同的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