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不應是政治暴力的法律遮醜布

明報 | 2015年1月17日

 

律政司長袁國強在法律年度開啟典禮致辭問: 「若然沒有法治, 能否還有普選?」然後他自問自答說: 「不可能!」之後他就解說所謂普選與法治的關係,就是政制發展必須符合憲制的要求,然後要把政改方案轉化為法例落實,在選舉時又會透過獨立司法機關去裁決選舉爭議等。

他接着說法治就好像政改或普選的地基,沒有了法治就難以落實普選。

問我同樣問題,我也會有同樣答案: 「沒有法治,也不可能有普選!」但我的原因卻與袁司長截然不同。若非二○○四年人大常委會釋法,把《基本法》的規定由三部曲改為五部曲,如何落實普選就應完全由香港內部去啟動。即使按這修改了的五部曲,人大常委會也只是確認特首要修改選舉辦法的報告,卻沒有說人大常委會可以有權詳盡規限選舉辦法的方案。若人大常委會嚴格按照○四年釋法的規定去做,就不會有一四年八月落三閘的決定。真普選之路也不會如此崎嶇了。

「袁氏法治」就只要求依法去做,而不問這法律是否經權力制衡的公平程序而制定,也不問法律的內容是否能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即使那是「合法」的,卻違背了更高的法律正義的要求。

「袁氏法治」把法治只等同於公民守法,這理解是過於狹窄,或應說是層次太低。法治更在於掌權者守法及按法律做的決定須符合法律正義的要求。人大常委會○四年的釋法及一四年的決定,雖是按法律條文的規定而作,但因權力沒有受制衡,亦不能保障基本權利,是不符法律正義的,對法治的損害更大。因此,沒有符合法律正義的法治,香港也不能有真正的普選。有的也只是假普選。

「袁氏法治」只為赤裸裸的政治暴力披上法律的遮醜布。用袁司長自己的比喻,「袁氏法治」令香港普選只是建立在一個相當不穩的地基。反是有限度違法的公民抗命行動,卻是要推進香港法治,為香港普選建立一個更穩固的地基,而普選亦會與這法治地基有機地結合起來。但在重建地基之時,難免會有些沙塵滾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