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抗命

 

公民抗命


 

亨利梭羅與公民抗命的意義

所謂公民抗命(或稱公民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意指公民主動拒絕遵守不合理的法律、要求或命令,而不訴諸暴力。這概念最早是由美國人亨利梭羅(Henry D. Thoreau)在1848年時提出,認為人們面對政府行事不公時,不一定要以暴易暴,而可以採取不支持、甚至抵制的方法。梭羅本人就曾以拒絕交稅來抗議奴隸制度及與墨西哥的不義之戰,並且欣然下獄以喚醒民眾對奴隸制的反思。

 

聖雄甘地與公民不服從運動

梭羅的非暴力觀點,深深影響後人,包括帶領印度脫離英國殖民統治的聖雄甘地。甘地同時受到源自耆那教、佛教和印度教的「萬恨捨」(ahimsa)的影響,認為沒有人或團體能夠徹底了解真理,那麼就不應該以暴力手段強迫別人改變其對真理的不同看法。甘地認為暴力所激化的偏見與恐懼,反而會強化壓迫者的力量。即使暴力有時能推翻暴政,但暴力革命的過程無助建設正面的治理力量。甘地提倡的不服從運動很簡單:反對不公義的法律、違反該法律、然後承擔其後果。他相信民眾以安靜而莊嚴的態度面對苦難,必然能夠喚起壓迫者的良心,而降低鎮壓行為背後的敵意。於是,壓迫者不但無法迫使對手屈服,反而會改變自己的思想。甘地稱這手段為「真理之力」(satyagraha)。

 

他帶領最著名的公民不服從運動,莫過於「食鹽長征」(Salt March)。當時印度殖民政府壟斷食鹽的生產,對其銷售課稅,並禁止民眾私下製鹽,甘地認為政府的做法等於把鹽從人民手上偷走,再逼人民以高價買回。甘地於是推動造鹽運動,藉着對抗生活「小事」上的不義,令群眾領悟自己龐大的力量,有權取回原本屬於自己的一切事物。在1930年3月21日至4月6日,他帶領數以千計民眾行走400公里到海邊取鹽而不交稅予政府,結果被政府不經審判送入監獄。他的同志、詩人奈都夫人便率領2500名支持者,以最整齊的隊形步向達拉沙納製鹽廠,要求採鹽的權利。6名英國警官指揮400名印度警察,用前端有鋼套的棍棒猛烈攻擊民眾,但每個示威者竟然毫不逃避、亦不用手擋隔棍棒,任由警察打得他們頭顱綻破與肩骨斷裂。後排的示威者既痛苦又憐憫地目睹前排的人倒地呻吟,冷吸一口氣,迎上前去,接受同樣的當頭棒打。義工們川流不息用擔架抬走傷者,警察打到自己筋疲力盡、打到有點意志動搖。事件卻迅速被國內外千多家媒體報道,引起公憤;而印度人卻以此為傲,並繼續用此方式破壞英國在印度的統治根基。甘地認為公民抗命令人明白到「即使是掌握最高權力的人,也無法在民眾不配合的情况下實行統治」。

 

馬丁路德金與黑人平權運動

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在美國南部對抗種族隔離政策時發現黑人領袖間派系林立、中產黑人心態冷漠而基層黑人卻聽天由命。他要思考如何團結黑人對抗不義的制度。踫巧當時一黑人女士拒絕公共汔車上讓位給一位白人男士而被捕,馬丁路德金便發起一場葛杯巴士的運動。黑人們寧願在炎夏和雨中徒步超十里上下班來抗議種族歧視。由於杯葛行動是觸犯當地法律,馬丁路德金被政府和教會中一些人指控破壞法治與和諧。他回應說:“在蒙哥馬利從來沒有真正的和諧。有的只是一種建基於壓抑黑人的表面秩序。真正的和諧不單是沒有矛盾衝突,而是要讓公義彰顯。

 

馬丁路德金對非暴力公民抗命作過深入的思考。他認為:真正的和平主義不是不抵抗罪惡,而是以非暴力手段正面迎戰罪惡;不要摧毁或羞辱你的對手,要赢取他們的理解和尊重。運動最終是要帶來一個寬容和關愛的社會;要攻擊罪惡而非個人;願意受苦而不報復,以愛戰勝恨;不單要避免肢體衝突,更要避免內心的怨恨。馬丁路德金帶領的公民抗命,引發全國對種族問題的辯論,最後最高法院裁決南部種族隔離政策違憲,成為了黑人平權運動和公民抗命的里程碑。

 

公民抗命對當代民主化的影响

非暴力抗爭對於促進當代民主化的影響,可見於Karatnycky 與Ackerman 合著的How Freedom is Won: From Civic Resistance to Durable Democracy 一書。在他們研究的67個成功從獨裁政權轉型的國家中,七成是以非暴力的公民抗命來促使國家走向民主之路。這些國家的和平轉型和民主整固,有賴一個團結、非暴力的公民社會支撐着。他們認為暴力抗爭引發更多鎮壓,而公民抗命除了有效對抗專制外,更能令參與者學習如何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並如何在達成目標的過程中尋求對話與共識。

 

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的理念

因此,當和我們經過商討、公民授權、對話談判後仍沒法為香港爭取到真普選,而要走進中環的馬路進行公民抗命時,亦必須表現得安靜莊嚴、不與任何人有肢體衝突;參與者要主動投案、在法庭上不作抗辯,接受法律制裁。行動的重點不是要癱瘓中環,重點是透過自我犧性,喚醒各方對現時不公義的政治制度進行反抗,和表達對這城市的前路深切的關注。